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，向上流动型人才与向下流动型人才都是人才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彼此之间相互补充，甚至相互替代。那些“下沉”到基层型人才，接触的民众更多，其作用范围更广，可以改善和优化固有的社会人才结构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。与此同时，人才下沉也能够更容易了解基层状况，便于发现社会问题的根蒂，也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足。从当前我国发展的实践需求看，迫切需要四类下沉的人才。
其一，政治型人才的下沉。政治型人才下沉具有悠久的历史，而且也是世界通行的做法。通常有两种状况：一是主动的下沉，二是被动的下沉。据中组部统计数据显示，自2006年实施“三支一扶”工程以来，五年内全国共有14.3万名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扶贫，远远超过规划的十万人规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大学生都是主动下沉型人才，对于激活基层政治资源、促进基层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相反，需要反思的是被动的人才下沉，当前呈现出“三多三少”的特征：高配、高福利激励多而纯粹的道德激励少；零星的干部配置多而建制性设置少；科层制的命令型下沉多而主体的志愿型下沉少。无疑，这种被动下沉的状况并未实现人才下沉所应达到的目标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人才被动下沉中存在的抵触因素，也是政治设计不科学所致。
其二，知识型人才的下沉。当前，我国正在处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，迫切需要各类知识型人才充实到生产、经营和管理的第一线，积极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，将我国打造成为科创强国。科教卫生等系统的人才下沉也是当务之急，大批专家学者集中于大城市、集中于资源优势较好的单位，客观上固化了“择校”“挂号”等难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人才筛选机制出现了较为开放的趋势，“教（医、研……）而优则仕”正在兴起。开通这种“向上流动”的渠道无疑是必要的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才下沉的实现：一方面，大批知识型人才进入政界，“入世”变成了“入仕”，在事实上削弱了知识人才的科创实力，也在客观上降低了知识的生产率；另一方面，知识型人才游离于知识界与政界，弱化了知识符号或知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特征，不利于从整体上推动知识传承与知识生产。
其三，社会型人才的坚守。社会型人才原本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社会，是所有主动下沉型人才的代表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，因而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。当然，主动“沉”在社会基层的人才也存在差异性，怀才不遇、修心养性、等待时机者也可能不乏其人，但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价值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发展。这些人才的坚守体现了积极的道德操守。在当今社会流动日益加快的信息社会里，各种诱惑充斥其中，这些坚守的社会型人才如果数量众多，就能够形成显性的社会结构群体，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。
其四，下沉到社区型人才。社区治理有两类人才不可或缺：一是各类草根社团型人才，他们直接接触社会底层民众，并致力于帮扶救助等公益事业；二是社区管理型人才，他们活跃于社区的每一个角落，调解社会矛盾、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活动、美化社区环境、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等。从目前我国社区现状看，这两类人才的结构并不令人乐观：草根社团型人才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，并不是社区的长期参与者；社区管理型人才多由退休干部或知识分子构成，他们无法在职业群体和青年群体中获得认同。无论是草根社团型人才还是社区管理型人才，他们都拥有相当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资本网络，也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，如果在人才结构上有所优化，则社区自治的进程将大大加快。
